《無名指》的發想，源自現實中的挫折。「疫情的時候，本身有些項目已經準備要投入拍攝了，但一個疫情就一巴掌打過來，好像告訴你之後的路都很難走，電影都未必可以再走多久。」James不諱言那是一個非常低谷的時期，但身為創作者，他知道要繼續走下去的唯一方法，就是「創作」。所以他選擇了鄧辭這個角色，一個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少女，去鼓勵自己繼續走下去。「我自己有認識一些罕見病的朋友，我覺得他們那種面對挫折和掙扎，好像比一般人還要堅強……為什麼我一個沒病沒痛的人這麼容易放棄呢？」James說。鄧辭這個角色，就如在黑暗中推動他繼續呼吸、生活與創作的燈塔。

《無名指》是一部溫情家庭片，而在當下港產片市場裡，這類題材並非主流。問到籌備過程是否困難重重，James認真地點頭：「充滿難點，每一刻都是。」首先那是James本人的一個艱難時刻，他表示自己一直想寫家庭之間「不修飾的相處」，但早年礙於人生歷練不夠，遲遲不敢動筆。直到疫情下結婚、生子，他才覺得可以一試。他清楚這並非市場導向的題材：「人家會以一種文藝的感覺去看待，是難找資金，這是事實。」

「這類戲不賣『橋』而是賣感情。」James直指箇中難處︰「你要在沒有產品的情況下告訴他們，你是可以達成劇本上所講的。」這個對投資者來說，想像空間很小，所以James在尋找資金的階段已確認了主演人選︰「最好就是告訴他們（投資方）有這一班演員，這樣是最容易溝通的。他們會馬上想像到，那個爸爸如果是Aaron演是會很有力的，如果那個嫲嫲是鮑姐演是會很生動的，如果找一個少女（望向Natalie）去演是真的會很真實的。當你有了這個cast，比較容易有一個窗口和資方去溝通。」James表示。

為了準備角色，Natalie跟導演團隊親身探訪兩位SMA患者。「其中一個和鄧辭頗相似的……她和爸爸的關係很好，但爸爸離世後，她的媽媽就變成她的主要照顧者，而她和媽媽的關係一直都不是很親密，得要用一段時間再和媽媽建立這個關係。」在探訪期間，Natalie認真觀察每一處生活細節，從家中無障礙設施，到照顧者的語氣態度。

「家人完全沒有因為他們有這個病情而對他們有什麼特別優待，如同一般家人之間的相處，他們希望我們怎樣對待其他人，就是怎樣對待他們。」這種理解亦直接影響Natalie處理角色的方法：「我作為一個演員要這樣對待我的角色鄧辭，因為她一定也會希望我這樣對待她。」她由衷敬佩那些SMA患者，「他們很厲害，有照樣上班、照樣坐巴士，有屬於自己的愛好，有的甚至經營自己的YouTube channel，同時大家共享一個很溫暖、彼此親近的圈子。」這啟發了Natalie對鄧辭的詮釋︰「他們每一個人那種堅強的精神令我想起鄧辭，他們那種『火』和生命力，還有不怕說出心底話的直接和老實，都令我十分欣賞。」這些特質，也在《無名指》的故事與Natalie的演繹中細膩地表現出來。

儘管《無名指》是一個令人傷感的故事，但亦為觀眾帶來溫暖和希望。在處理故事內容與剪裁上，James有一個明確的選擇——不渲染痛苦，而是描繪堅強。「我們不是刻意想告訴你鄧辭每天有多辛苦才能出到門口……她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的。」這正是《無名指》動人的地方，鄧辭想要的不只是關懷，而是被平等對待的人生。導演強調：「我們不是用一個正常人的角度去寫她的故事，我們用他們（SMA患者）的角度去寫他們的故事。正如Natalie所說的，《無名指》的核心是齣家庭戲，即使不是用罕見病的角度去看這部戲，它也可以為大眾帶來關於家庭的共鳴。」

充滿生活感的拍攝現場，到拍攝完成時已儼然成為大家的家一般，但James卻表示，自己在拍攝時很難投入戲中的情感。「因為我實在有太多東西、太多組件，時刻想着怎樣運行，還有下一場到底要完成甚麼，腦裡有太多東西。」James 和Aaron（郭富城）經常一起重播畫面，確認「感覺」是否足夠。「我們兩個都很着緊，我們能否感受到東西呢？還是純粹跟着劇本的設計，走過一次，就叫完成了？」James表示每一場戲，他們都重拍多次，原因不是技術錯誤，而是要「感動到自己」。「我要抽離我自己不是這部戲的導演，Aaron要抽離自己不是這部戲的男主角，假設我們是觀眾去看，拍出來的有沒有那個感染力呢？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