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瘋狂」，或曰「癲」∕「黐線」，是不少人對導演鄭保瑞（瑞導）的評語。然而每次看到他本人，雖未至於溫文爾雅，但從容自若、毫無架子的他總是隱隱透出一份為人着想的溫柔，與「瘋狂」二字似沾不上邊；另一方面，在他的電影中，無論是角色或演員，又確實時常都處於一種瀕臨崩潰的極限狀態。
時、地、人、事是構成故事的四大元素，今次《ELLE》邀得這位金像獎最佳導演作為ELLE Cinema 企劃的首個訪問對象，我們就嘗試從這四個角度切入，探討他的電影世界。
時
職涯分水嶺
鄭保瑞19歲便入行，由場務做起，是行內所謂的「紅褲子」出身。從1999年的實驗電影《第100日》開始，他至今已執導超過20部電影。如果要將之分為不同的階段與年代，瑞導認為最大的分水嶺就是加入杜琪峯的銀河映像，其時為2008年。他說︰「之前我可說是靠本能去拍戲，雖然在這個行業很久，但創作上的知識其實不多。」而進入銀河映像後，他感到自己不可能再靠本能去拍戲，「做創作很多時候都會靠直覺，然而你的直覺是否準確，是源於你的經驗，而非憑空而來的。」他解釋，加入銀河映像後，跟杜Sir接觸的機會增加，加上與其他人的合作中，受到銀河映像上下的氛圍感染，開始對電影製作產生不同的看法。當然在創作上，也可以從他的作品劃分為不同的時期︰「譬如說我拍完三部鬼片（《恐怖熱線之大頭怪嬰》、《熱血青年》和《古宅心慌慌》）後，自覺要再進一步去拍劇情片，所以便有《愛‧作戰》和之後的《狗咬狗》及《軍雞》，然後我才到銀河映像去。之後我又跑了出去，花了10年拍了三集《西遊記》，最後終於回到香港，拍《智齒》、《命案》和《九龍城寨》。」他認為也可如此細分，可是要說電影生涯最大的轉捩點，始終是加入銀河映像。
電影與時代
在一部分人眼中，「回應時代」是電影創作的必要價值之一。對此，鄭保瑞認為並非事必要如此，「因為無論是在哪個年代拍的作品，都不會逃避得了當時的時代。」他舉例︰「所謂『黄金年代』的作品，都沒有刻意去回應時代，但不等於就跟時代沒有關係。從前聲色犬馬的和平日子，大家埋頭賺錢、發展，不用擔心政治或任何事情，那自然不必去『回應』甚麼，然而那始終是那個年代的產物，今天不可能再拍同樣的電影，畢竟時代不同了，大家看電影的方法也不同了。所以說是否事必要主動回應時代呢？我覺得並非每一部作品也需要如此。」然而，作為一個創作者，在大環境的更迭下，他的心態也產生了一些變化︰「這十年八載間，我有一種感覺，好像得為作品賦與關於這個年代的一種看法，讓觀眾多一點認同。當然我並非為了獲得觀眾認同才去做，只是單純覺得需要這樣做。這就是這些年間我在創作上最大的改變。」
地
由香港到九龍城寨
時代在流轉，人也會隨之流動。三集《西遊記》讓鄭保瑞離開香港10年，彷彿令他產生了一種飢餓感。「回來後，我覺得自己有很多東西想拍。」其中一個深刻的記憶，是《智齒》，「很奇特地，當時我極力在電影中抹走香港的痕跡，所有路牌、文字等，但出來後大家反而覺得很香港。」這是很玄妙的一回事，或許當你失去某些東西時，往往會更感覺到它的存在。瑞導也從中得到啟發︰「我慢慢看到，香港或者香港觀眾現在想要的東西，未必是我們從前的聲色犬馬、單純娛樂性的東西。當然，你自己必須真的有這種感覺，拍電影是不能假裝的，你的關心必須是真心的。我真的很愛這個地方，到今時今日我仍然覺得香港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，全世界只有這裡是這樣的。」來到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，這種感情就更呼之欲出︰「假若要為《九龍城寨》賦予一個意義，我唯一想到的就是『香港』二字。」
「我想把現在香港現實中留不住的東西，留在電影裡面。」這是鄭保瑞在去年訪問時說過的話，今天一問，才知道這想法原是來自已故的林嶺東導演。瑞導憶述︰「以前曾跟着他當紅褲子，關係一直很好。他拍最後一部作品的時候，臨走前曾說過︰『我很想把自己覺得香港值得留下的東西留在電影之中。』」這讓瑞導想起，其實電影除了娛樂以外，還有一重功能，就是捕捉一些香港人覺得值得留下來的東西。「之後我再重看他拍的《龍虎風雲》、《監獄風雲》，看到那個年找一些即將逝去的東西，留在菲林之中。」尤其《九龍城寨》透過一個已經消失多年的地標去說一個關於「離不開，留不低」的故事，今昔對照，觸動更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