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你是西九自由空間大盒、細盒或留白Livehouse 的常客，你大概會認得有一位留着灰白長髮的男子，經常在附近駐足與徘徊——龔志成(阿龔)，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當代表演藝術主管、香港作曲家、表演者、音樂家及音樂文化推廣人。看似多重身份，但實際上也可以一言蔽之：為音樂而活。14 歲那年，他便立志一生要獻給音樂。髮色如今由黑變白，但年少時向自己許下的諾言卻從未改變。昨天他才為編曲和演出煩惱着;今天就要為「自由爵士音樂節」的事情而奔波，就算未知明天的事，都必定是關於音樂的事，「Music helps you to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ife. Music is more than music.」阿龔說。
放眼爵士
當第五屆自由爵士音樂節還未正式亮相，但只要打開網頁翻看是次音樂節所獲邀的單位和節目安排，就能料到本屆規模又比往年更進一步，不但有超過500 名本地及海外的頂尖樂手演出，還有免費workshop、戶外市集等。形形色色的節目當中，有很「爵士」的部分，但也有不太「爵士」的地方。「對我來說，音樂節不可只得音樂。怎樣令它既有趣又富層次，讓不同年齡、經濟及文化背景的人也能參與其中?所以這屆有多達60 至70 個分布於M+、街上或海邊的項目，盡可能兼顧不同人，甚至本地文化藝術發展的需要。任何人來到現場，可當作是一種生活體驗。即使不知道甚麼是爵士，但一家大小一同遛遛狗，走到草地，不時有爵士音樂入耳，不就能漸漸地靠近爵士?」阿龔就是想借「Festival」為名目，為大家提供一個有趣的空間，也叫你嘗試接納新鮮的音樂。
2019 年，第一屆自由爵士音樂節誕生，當時坊間有着種種聲音，當中問及:「為何是爵士而不是流行音樂呢?」阿龔歸納出三個原因:人才的回流、爵士的多樣性、爵士的親和力。
阿龔說，90年至千禧年代，整個本地爵士圈幾乎由Ted Lo(羅尚正)與Eugene Pao(包以正)統領，但近年他察覺到有一批年輕音樂家，如在聖三一拉邦音樂及舞蹈學院(Trinity Laban Conservatoire of Music and Dance)主修爵士樂表演及作曲的鋼琴家李梓禾(Bowen Li)，還有同為鋼琴家，畢業於美國伯克利音樂學院(Berklee College of Music)的朱肇階(DanielChu)等等，分別從英國、美國等地修讀爵士後，回流香港——這對一個在香港欠缺發展的音樂風格來說，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，並創造了全新的局面。也由於他們的出現，令阿龔有興趣、有信心，並有意欲將爵士整件事情發大去做。
談到爵士的多樣性與親和力，阿龔在歷史中找到答案:「爵士其實是屬於流行文化的範疇，有一點接近pop music 與pop culture，與此同時，爵士早於20世紀早期的1920 和1930年代，在美國興盛之時，它其實同時很受19 世紀歐洲的古典音樂所影響，彼此不但分享着同一個音樂語言，也同時共享着那個藝術性。所以，它固然有藝術性的一面，但也有流行的一面，親和力非常高，而且more accessible。」再者，阿龔之所以能總結出「爵士可能較為有親和力」這說法，是他嘗試深入拆解本地不同類型音樂系統，「於我而然，香港流行音樂非常商業化，也有其生存能力；至於獨立音樂，是否有外界支援，它也是會存在的；而被賞識的獨立音樂人，最終也極有可能重返流行音樂；再談到古典音樂，不論是東方或西方，均會得到政府支持；而實驗音樂或是一些現代古典音樂，由於都是較難與複雜的藝術形式，觀眾層自然來得比較少，所以如要面向大眾，以上音樂風格又未必太適合推動，排除所有可能性後，唯獨爵士最有可能了。」
不過，自由爵士音樂節並非阿龔的最終目標，他的遠景是策劃一個可容納所有音樂風格類型的本地最大型音樂節，他認為這畫面來得更有意思，「我覺得西九論地理位置與資源，是有這個條件去做一個這樣的音樂節，當中還可包含表演藝術如舞蹈、話劇也無妨。」
讓音樂找答案
兼負起再多的策劃工作也好，阿龔也會抽身往返創作的房間，但亦非每次創作，也能令他完完整整重拾「活過來」的感覺。他說，早於9月，在香港爵士樂實體平台翻騰三周半Fountain de Chopin，與好友Ken Ueno、Nelson Hiu與Gold Mountain一起上台演出的「Free improvisation」（即興音樂），卻難得地讓他再次感受到「活着」，以及對演出那個當下展現着絕對真誠的滋味：「improvisation（即興）在說着一些你沒有預先計劃卻會發生的事情，它也只發生在那特定的時刻，只存在於一瞬間，所以才顯得它如此『存在』，也展現着一種珍貴性與強大的力量。那次在Fountain表演的improvisation，我意識到有一刻，自己進入了一個存在同時不存在的狀況裡，而以上兩者皆不是帶有設定性的存在。那個精神狀態裡，我真的感覺到它的力量，並完全讓我做回真正的自己。對我來說，improvisation是一種很spiritual且具藝術性的東西，無論它那刻正在展現着你的藝術修養，或是整個人的artistic background也好，就是那一刻，它好像將關於你的種種結合起來，然後就在那個瞬間發生。」
阿龔一直以「sharing」與「communication」為大前題，去進行創作與策劃音樂項目。
做了創作之久，阿龔並非一開始便相信着那種improvisation所洐生出那「當下」的力量，也曾幻想過要成為Beethoven、Bach，好好闖一番成就。於是始於14歲，他便日復一日做着同一件事——非常努力地練習音樂，卻有一刻，竟失去了做藝術的興趣？途中，音樂不斷拋出很多問題予他，問着他音樂的本質與意義，然而來到這一刻，他終於為自己解答到了：「我14歲的時候，便做了一個決定：我終生只為音樂而活，容易也不容易，也可能相對比較容易，因為接着那幾十年，你只需每天做着同樣的事情便可。那時候，我對『artist』的定義是比較傳統與狹窄，只想着成就，成為最好。但很多年後，我發覺現我有點被這個目標與概念困住了。最近意識到一樣東西，為何總是想要寫出『masterpiece』？也只要你有一個想法是，他或她是the number one artist，於是其作品也隨即被稱之為masterpiece。為何我們總以masterpiece去定義前人的所有作品？若Van Gogh的畫作沒有成名，他割耳朵一事誰又會在乎？」沉澱了幾十載，他終於能吐出，「我想要的，不是創造我的傑作，而是想透過音樂，找到平靜，生活的平靜。不再是masterpiece，而是peace。」
睡醒，打開眼睛，阿龔可能又會繼續懷疑着音樂的真義，質疑着自己的能力，處於定義又被自我推翻之間的狀態。不過，這一切，他早就預視與洞悉：人就是每天不斷地「transforming yourself」，那又怎可觸及終極目標呢？「是沒有可能的。只是depends how much time you still have and how much you can do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