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熱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勾起港人共鳴！深入分析點破社會現實的9個看點

台灣人對「無差別殺人事件」並不陌生。所謂「無差別殺人」是指沒有特定對象和仇怨，犯罪者隨機殺人，就是兇徒所說：「誰都可以，就是想殺人」。台灣自2009年以來已經發生6宗無差別殺人案件。最驚動是2014年在台北捷運列車上鄭捷隨機砍死4人傷24人。學者研究指出兇徒大都是對社會失望和仇恨，是結構性的社會問題。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描述一對恩愛夫妻，因兩年前兒子在一個「無差別殺人事件」中無辜被擊斃，整個家庭經歷巨大傷痛。由賈靜雯飾演的太太宋喬安，她無法抒解悲傷之情，把自己封閉在工作之中；喪子後的她與由溫昇豪飾演的丈夫劉昭國因對悲劇的不同反應，情感上愈走愈遠，正要打算離婚。但因為發現11歲的女兒行為日漸失調，逼使二人重新檢視自己的傷口。

台灣女星賈靜雯闊別台劇15年後，一看劇本就被此劇集深深打動，再次復出擔正。靜雯把一個媽媽喪兒之痛與恨、情緒之壓抑與爆發演得收放自如，被觀眾譽為「神級」之作。對於此劇，賈靜雯感觸良多，慨歎現代社會病得很重。

台灣病了，香港可能病得更重！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藉悲劇作觸發點，描述台灣這個社會如何生病。劇集不單有力度和有深度地向觀眾呈現一連串的社會扭曲的現象，包括社會結構性問題、傳媒亂象問題、網絡世界各種欺凌問題、輿論和旁觀者的冷漠問題，更試圖說明社會上每個人，往往都有這兩重身份：加害者和受害人。事實上，如此種種的社會病態香港人也實在深深感到共鳴。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的編劇呂蒔媛似乎要表達，那宗戲院的槍擊案並不是故事的唯一的悲劇，而是牽引著一連串令觀眾更無奈的後續悲劇。就如受害者父母因此而陷入離婚、他的妹妹因而情緒失調；兇徒的家人陷入不能自拔的慚疚，永遠抬不起頭來面對人。劇中有一幕是兇手的父母（由老戲骨檢場、謝瓊煖飾演）代替兇手兒子出來面對媒體大眾的下跪道歉戲，實在令人心碎。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中有一場精彩戲，是由吳慷仁飾演替犯人辯護的法扶律師慘遭民眾潑屎抗議，指他是在為惡魔做事。這場戲在預告片中出現，最後配上一把聲音說：「到底什麼是好人？什麼是壞人？有標準答案嗎！」對不少港人，這是埋藏於心底的問號。眼見香港社會上的各種沒完沒了的衝突和謾罵，皆因各人認定了某個標準答案。自己就是那個好人義人，對方就是壞人惡人。對於許多的議題事故，沒有經過嚴肅的思考，自己心中就有了鐵一般的裁判。

劇集要呈現的是這種更可怕的社會悲劇：群眾在面對問題時，其實早已設預了對與錯，好與壞；把複雜的社會議題簡單二分，要不是受害者，就是加害者；要不是紅營就是綠營；要不是藍絲，就是黃絲。在未明白真相之前，早已選定一邊站。更可悲的是，人視自己所講的才是道理，而不完全認同自己的就是歪理。

劇中受害者的媽媽為了討回心中的公義，卻把無辜的兇徒家人一步一步推往痛苦的懸崖邊。她這個昨日的受害者，並不意識到自己已變成了今日的加害者。事實上，沒有人真正明白兇徒李曉明為何成為了加害者。昨日的他會不會是這扭曲社會中的受害者？劇集要說明，如果不努力去洞悉到真正的問題，就沒有尋求到真正補救方法，悲劇只會繼續發生下去。

編導呂蒔媛指出她在交待劇情時，她是刻意避開對兇徒李曉明作出詮釋。希望留給觀眾一種 「不明白」的懸疑感，推使觀眾去思考，而不是得到一個簡單心安理得的答應。這正正是刑犯辯護律師接這案件的原因，因為他的不明白，推使他去尋找真相，甚至被群眾撥屎也在所不辭。可惜，一個病態社會，面對一些不明白的難題，就只會透過程序去「處理掉」它。劇中法務部因為社會和輿論壓力，急著要處置犯人。而群眾就以此為問題真的了結，這是一種自欺欺人。

劇中有激動的這一幕，兇徒妹妹李大芝在經歷無數辛酸、在媒體亂象中受盡折磨，大聲哭喊說：「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！」一語道破媒體的殺人於無形的力量。事實上，在一個病重的社會，傳媒、網民、甲乙丙都擅於以「包青天」的身份發聲。個個大聲夾惡地說話，卻拒絶真正的對話。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是一個悲劇。導演林君陽說明他的某種召喚，就是要發揮悲劇的療癒力量。一個簡單好人有好報的劇集，不能讓人存在疑問感覺。但一個悲劇帶給觀眾難過，並且「未完」的感覺。因為不明白，人就會繼續去問去摸索答案，這對個人以及對整個社會，都是真正的療傷過程。宋喬安最終願意與兇徒家屬踫面，用另一個角度去認識他們，這是賈靜雯最印象深刻的一幕。她形容劇本最打動她的，是她在善良的人裏面看見惡，在惡的人裏面看見善。吳慷仁說得更好，他表示這個劇不單令他感受到自己與惡的距離，更發現到自己與自己的距離！